“湾区发展与中国经济”论坛暨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揭牌入驻仪式
12月14日，“湾区发展与中国经济”论坛暨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揭牌入驻仪式在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深高金）新院址——福田区国际创新中心隆重举行。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深高金理事徐扬生教授，十二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深高金理事长刘遵义教授，深高金院长、普林斯顿大学熊伟教授，深圳市政府副秘书长马伯寅，深圳市金融办副主任王新东，深圳市福田区副区长刘智勇等出席活动。同时，来自深高金的各位理事、深圳市财政委、深圳市教育局、深圳市前海管理局以及其他金融机构的来宾和香港中文大学的教授和校友，一起参加并见证了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揭牌入驻仪式。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徐扬生致辞时表示，深高金是在深圳市政府支持下，委托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建立的国际金融研究机构。深高金成立的意义在于两点：第一，深圳是国际金融大都市，需要有自己的研究院来培养高水准的国际化金融人才。第二，深圳是我国创新经济的开拓者，需要有自己的研究平台来研究整个国家创新经济的原理、政策法规和金融机构。深高金的设立对深圳乃至国家的改革开放都是至关重要的。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徐扬生校长在揭幕仪式上致辞
经过四年的办学，港中大（深圳）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就。招生质量已连续两年成为广东省内院校中录取分数最高的大学，今年广东理科第一名、福建理科第二名、以及很多高考优秀学子，包括全世界各地来的高水平优秀学生来到港中大（深圳）。随着上个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Myron Scholes教授受聘为港中大（深圳）杰出大学教授，已有4位诺贝尔奖得主在港中大（深圳）执教，还有图灵奖获得者等，师资力量与世界一流大学相当。同时，绝大多数的学生享有与国际一流大学交流的机会，可以直接升入包括哥伦比亚大学、密歇根大学、明尼苏达等国际知名学校。校长徐扬生总结办学理念，认为是一腔热血，百年大学。千载品牌，万世良心。徐扬生认为需要用无比的热情办百年大学，树品牌尤为重要，教育是良心事业，决不能有半点马虎。
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院长、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经管学院学术院长熊伟教授致辞
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院长熊伟教授在致辞中讲道，“因应大湾区战略以及深圳打造国际大都市和金融中心的人才需求，深高金致力于培养出类拔萃、具有国际视野的金融人才。研究院依托港中大（深圳）开设了金融、经济、会计、数据科学四个全日制理学硕士项目和一个在职金融硕士项目。博士项目也将适时启动。”
熊伟认为，当前中国经济正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和“新常态”下，创新发展和金融稳定不可或缺。由此，深高金成立了“宏观金融稳定与创新研究中心”、“制度与资本市场研究中心”、“金融科技与社会金融研究中心”，以及“经济数据研究中心”，并与人民银行总行、平安银行等，分别签署了博士后联合培养协议，希望能产生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研究成果，推动金融更好服务实体经济。
随后，深圳市政府副秘书长马伯寅，深圳市金融办副主任王新东，深圳市福田区副区长刘智勇，十二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深高金理事长刘遵义教授，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徐扬生教授，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院长熊伟教授共同为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进行揭牌，并合影留念。
参与揭幕的嘉宾（从右至左：熊伟 徐扬生 刘遵义 马伯寅 王新东 刘智勇 ）
揭牌仪式后，熊伟教授主持“湾区发展与中国经济”论坛，著名经济学家、十二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深高金理事长刘遵义教授，原深圳副市长、深高金理事唐杰教授，美国哥伦比亚商学院金融学经济学教授、亚洲开发银行原首席经济学家、深高金理事魏尚进教授分别围绕“大湾区的现状和将来发展”、“粤港澳湾区的特征”、“湾区发展面临的问题”等内容在论坛上发表主题演讲。接下来，三位演讲嘉宾和熊伟教授一起参加了“湾区的发展和中国经济”为议题的圆桌讨论，在交流中为湾区发展提供了思想和观点。
深高金由深圳市政府依托港中大（深圳）而成立，已经构建了结构完整、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教育和研究团队，朝向世界一流的金融学院迈进。目前，深高金共有四个全日制硕士项目：包括金融硕士、经济硕士、会计硕士和数据科学硕士。其中，金融硕士目前已经招收两批学生，其他三个项目已经招收一批学生，共163个学生在校学习，2018年入学的兼职金融硕士项目也已启动招生。同时，深高金成立了“宏观金融稳定与创新研究中心”、“制度与资本市场研究中心”、“金融科技与社会金融研究中心”，以及“经济数据研究中心”等。教授中既有诺贝尔经济学家，也有华尔街投行高管，希望培养既有理论高度又贴近实践的复合型金融人才。随着上个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Myron Scholes教授受聘为港中大（深圳）杰出大学教授，已有4位诺贝尔奖得主在港中大（深圳）执教，师资力量与世界一流大学相当。
“湾区发展与中国经济”论坛回顾
2018年世界经济规划和展望报告预测了2017年世界经济的增长率为3%左右，这是自2011年以来最高的增长点。其中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增长贡献率高达33%。世界经济的增长看中国，那么湾区将对中国经济增长做出哪些贡献？
12月14日，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举办“湾区发展与中国经济”论坛，著名经济学家、十二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深高金理事长刘遵义教授，原深圳副市长、深高金理事唐杰教授，美国哥伦比亚商学院金融学经济学教授、深高金理事魏尚进教授发表主旨演讲。随后，由深高金院长、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熊伟主持圆桌论坛，邀请刘遵义教授、唐杰教授、深高金理事、中国平安集团总经理任汇川、魏尚进教授就湾区发展、美联储加息等议题进行深入探讨。
刘遵义：大湾区愿景十年内超英国
刘遵义教授提出粤港澳大湾区的愿景是十年之内要超过英国，变成全球第五大的经济体，“我想这是绝对有可能的。到时候我想大湾区的人均所得应该可以达到每人四万元以上”，他认为港珠澳大桥联通粤港澳，对大湾区发展非常重要。他又表示，湾区发展存在挑战：与东京、旧金山、纽约大湾区比较，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这三个大湾区有四通，这是我们现在大湾区缺乏的，什么四通？第一，商品服务流通；第二，人员流通；第三，资金流通；第四，信息流通。这是港澳跟内地几个城市现在无法做到的，我想我们应当要努力发展，最少在大湾区之内做到能够四通，因为这个不通，经济的效率发挥不出来。
刘遵义建议，湾区间实现基础设施共享，其二是加强合作，第三是将香港和深圳打造成国际创新风险投资基地，“在美国大家都讲硅谷，但硅谷只是风险资本集中地，你要上市还需要跑到纽约，纳斯达克，还有纽约的风险交易所。我们可以在香港、深圳合起来，打造一个集合硅谷和纽约交易所、纳斯达克合在一起的中心，我想这是其他地方没有的，我们可以做出来。”
他还建议，应当尽量利用“一带一路”倡议，在香港发展短期、长期的公债市场；发展再保险。
唐杰：真正的湾区在粤东粤西
唐杰教授认为，讨论大湾区包括跟香港的作用，涉及到三个方面：第一，它肯定不是一个广东的问题，它今后一定会成为“一带一路”的重大节点；第二个，就是香港问题，它毕竟是一国两制，毕竟是一个省和另外两个关税区的关系，所以它是涉及到一个一国两制和三关税区的关系；第三个，看起来是要走向新常态的战略转型，目前来看广东作为全国第一大省，但是产业水平的结构是低的，它需要升级，它要通过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一个合理的分工体系，走向一个创新引领，所以我觉得这是广东新一轮改革开展的机遇。
唐杰教授指出，广东到目前为止面临最大的悖论是经济高度集中在珠江三角洲，85%以上的经济总量集中在珠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是要扩散的。“在这一轮广东的城市化要重新构造。假如说我们要说湾区，现在所谓的2+9不是湾区，它是河口，它是珠江三角洲口，真正的湾区在粤东和粤西，优良港口都在这两个地方”，因此需要加强粤港澳合作，在这个策略下，核心是是要打破目前广东按照行政界限划分产业的做法，需要大量的产业在不同城市之间合理的配置，未来的湾区一定要分工、一定要创新引领，把制造、创新、总部分层，要把不同的创新领域做分层。
唐杰说，过去十年当中中国制造业劳动成本提高了3.47倍，我们劳动力成本上升的速度远远超过劳动生产率的速度，这就是我们面临的问题，你需要要创新，因为大规模的廉价劳动力结束了。粤港澳大湾区一定要改变这样的状态，引导粤港澳大湾区的城市走向创新。从目前来看，分工创新是大都市湾区城市的根本特征，湾区的优势是大规模的交易集聚，湾区的优势不是制造。“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城市正在发生着分裂性的变化”。深圳大概占了全国PCD专利的50%，广州和上海分别是深圳的5%。从我们对美国的研究看，美国研究表明很清楚，70年代到80年代40座城市做案例，大家当时处在研究开发的同等水平上，一部分城市出现了突破性的专利发展，一部分城市没有，20年之后从84年到2004年差距扩大了多少？从8%扩大到40%，创新资源是会高度集聚的。我们现在有理由预计深圳在未来20年当中创新资源还会高度集中。假如我们说现在落后的城市会怎么样？它创新资源就会失去，说你能够制造，等你做制造全部都是过剩的时候，经济就坍塌了。永远只有知识不会过剩，只有创新不会过剩。
可以看到在中国过去17年，国际专利技术PCD，中国迅速成长到四万三千六百元。2017年深圳排在什么水平？“深圳假如是一个单独的知识产权办公室，深圳会排在第四，美国第一，中国第二，日本第三，中国广东省深圳市排第四。2016年的时候，我们和美国只差了一百件，我们现在说话的时候甚至就已经超过了德国。深圳最快的增长是什么？深圳最快的增长就是数字通讯计算机技术，这是过去四十年全球发展最快的。中国只有一座城市叫数字化城市，就是深圳”。
魏尚进：劳动力下降成本上升性别失衡影响中国经济
魏尚进教授研究观察发现，影响中国经济接下来中期、接下来五年增长的结构性因素有三个：第一，从2011年开始就业年龄人口增长出现了负增长，而且负增长大约是每年就业年龄的人群是每年以0.3%的速度在下降。另外，人口的比例，工作的年龄相对于需要被赡养人的比例出现了逆转，是相对于自然规律、相对于其他国家出现了一个非自然的、非正常不利的结构。这意味着一个国家的劳动力不变，什么都不变，但因为每年这个工作人的数量在下降，所以GDP增长速度自然而然会下降；第二个因素是今天的劳动力成本要比十年前、二十年前高很多；第三个因素就是中国人口里面性别失衡的问题。“这会引起很多行为的变化，第一是提高自己家庭储蓄率，不是简单把钱放在银行里，而是买房子，我们发现中国不同的地区里面，我们发现是那些地区如果性别失衡相对严重点的话，该地区的房价会涨得快一点。第二点，多半要讲到中国房价高的话，最最流行的解释是城市化，这么多人农民工从农村跑到城市，这么多人需要有地方住，房价高不是很理解吗？我说那些不准确，至少不是很准确，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房地产市场不只是房价涨得很快的现象，同时是房价相对于房租的差距越来越大，房价相对于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如果房地产的房价上涨的现象纯粹是由更多人需要房子来租这个事情，你要租房子要满足居住这个物理需求的话，你既可以通过买的房子来满足，也可以通过租来的房子来满足，所以城市化过程应该是同时推高房价和房租，中国是房价、房租的差距越来越大。
回到增长的关系，魏尚进认为性别失衡也推动了更多人创新创业。“除此以外，想要多一点财富提高自己婚姻上的竞争冲动是很普及的，由此我们发现性别失衡也会造成更多人加班加点，更加辛苦的工作。根据我们的估算，这个因素在过去几年里面对中国的年均GDP增长实际增长率大概每年提高了两个百分点左右。”
他总结说，影响中国中期经济增长三大结构因素分别是劳动力成本提高、就业年龄人口的下降，这两个因素是有往下负面的影响，性别失衡持续严重，相对于国家一般的规律来说会给你增加大概约2个百分点。合在一起，我们的预测是中国GDP增长速度应该是每年会下降大约在0.2%到0.4%。但是到了均衡的时候，相对于别的国家在同等收入情况下、同等劳动力成本情况下大约会高2个百分点。结合湾区发展，魏尚进认为，接下来的发展一定要靠生产率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来实现：一个渠道是创新发明，另外一个是要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这方面湾区发展很有前景。
圆桌讨论（从左到右：熊伟 刘遵义 唐杰 任汇川 魏尚进）
任汇川对大湾区发展概括为六个字：第一是协同，“因为我们有9+2，过去可能地级市政府之间还是有一些割裂，首先要协同”；第二是密集，肯定要人才净流入、资本净流入，自己有发明专利的技术；第三是先进。
在随后的圆桌论坛上，各位嘉宾就美联储加息的影响进行了意见交易。
魏尚进：美国加息是属于在市场预料之中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大的负面冲击概率不高，但从整个国际金融历史来看是每次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加息对发展中国家会有几个渠道造成风险，第一是有些国家，中国之外亚行的成员国，他们有很多企业外币的债务，这时候当美国升息、美元升值，这些企业忽然出现债务危机，造成了企业会破产。如果这些企业，就是某种成员国真的出现这些问题，他们的政府说这些问题对我们还不构成金融风险，原因是整个企业的外币再加在一起比重还会很高，不成问题。问题是如果这些有外币债的企业，它的内币债集中在国内某几家银行对国内还是有影响。对中国的启示，因为过去几十年对企业在外举债卡得很死，这是中国资本控制的方面之一，但近年有松动，而且现在不断有人说继续松动，包括上海、深圳这方面的风险都是需要注意管控的方向。
对于中国是否有会政策跟进，魏尚进认为，美国变利息，中国也变利息，这个现象并不少见，“可能有两个理由：一个是说中国其实类似于美国、欧洲、日本也是有很长一段时间利率比较低，所以也有一个正常化的过程，正好这是一个机会，可能就是抓住这个机会，也跟着做了。另外还有一个理由是中国虽然有资本管制，但是有管制就会有人想要规避管制，而中国的进口+出口是全世界最高的，所以规避资本账户管制的渠道也比别人多很多。当然不是所有的资本管制规避都能成功，但这可能性存在，使得央行从这个角度也被迫对国外利率变化做一定的反应，差距变化也比较难维持。”
刘遵义：首先我觉得美联储加息是好事，因为世界金融市场已经不正常很久了，所以其实增加这个利息，回归这个金融市场正常化是很好的。其实过去七八年，2008年之后，假如你是已经退休的，你以为自己存了几百万可以一直活下去，根本不行，因为没有维保，你每天都是在吃老本。同时资产价格为什么现在高？其中一个因素就是利率过低，其实是负的实际利率，所以第一，我是很支持的。第二，我觉得其实对中国的影响，我同意刚才魏教授讲的，就是说不会有很大的影响，其实主要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呢？中国其实还有资本管制，我们不要忘了，资本管制有一个道理的，资本管制之后就是中国跟外面的利率不需要跟着联动。我想这是最大的优势，所以我们资本管制有时候做得好、有时候做得不够好，实际上是要做的，要么你就取消了，要么就严格执行，不能表面上有、实际上没有，这是很大风险。我觉得最近一两年好像政府对于控制资本管制是比较认真，所以我个人觉得对中国的影响不会太大。“中国其实原则上是有资本管制的，所以它其实不需要反应得很快，反而香港会反应得很快，香港的银行恐怕已经开始加基本利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