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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中大(深圳)校长徐扬生:我们要培养大写的人

  • 2017.03.07
  • 新闻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徐扬生教授接受南方都市报专访实录,原标题:港中大(深圳)校长徐扬生:深圳四大名校,学生各有千秋。

做一个大写的人

        提起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首任校长徐扬生,大部分人并不熟悉。不过,说起一件事,大家也许会刮目相看。

        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2016年11月14日公布,把国际永久编号第59425号小行星1999 GJ5命名为——“徐扬生星”,“徐扬生”这个名字不仅仅是一个院士和校长,而是被正式写上了浩渺星空。

        作为香港中文大学自动化与计算机辅助工程学讲座教授的他,为何会对天文学产生了兴趣?如果你了解到徐扬生的办学理念,可能就一点也不讶异了。

        学贯中西,古今通汇,文理融合。通识教育被徐扬生从香港带到深圳,这算是继承了香港中文大学的优良传统。

        事实上,文科生不懂理科,理科生不懂文学,学计算机的只会程式,学法律的不懂经济,各种缺憾已经越来越困扰我们的大学教育了。以前的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恐怕也早已经与时代落伍了,而古人常说的“百无一用是书生”,更是辛辣讽刺了只会死读书的人。

        难能可贵的是,徐扬生把这种培养复合型人才创新型人才的理念,用在了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的实际课程设置上,真正用行动实现了办学的诺言。

        经历过上山下乡的徐扬生个人经历也不简单,但正是这些过往的苦难经历,才成就了一个懂得多、厚积薄发的人才,让他更加懂得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后发优势,更加明白人只有在精神上强健,才能不被击倒,才能排除一个又一个困难。

        菜根谭有言,嚼得菜根,百事可为。所以他把他的学生打发到田间地头,打发到社区服务机构,这或许是他的一种用心良苦吧。

        只要称之为大学,就要有自己独特的气质,这种气质能够潜移默化地影响学校的每一个学生,使得每名学生都有浓浓的学校烙印,使得每个出了社会的毕业生同其他人在一起时能够有别于人。这种独特的气质才是大学立校的根本。

        我很赞成徐扬生很多的理念。诚如大学,最重要的是教会学生思辨,做独立思辨的人。

        的确,大学教授的不只是知识,更多的是思维方法。不只是学知识,更重要的是为人。

        以德树人,做一个大写的人。 

     ○陈文定(南方都市报副总编辑、南都深圳平台CEO。兼任深圳市青联常委、深圳市青年新闻传播工作者联合会副主席)

文理融合,学生在未来的职业发展中才能更好

陈文定:刚才我一进教学楼大堂,看到两幅巨型字画特别醒目:“融会中国与西方,结合传统与现代”、“诸位今日桃李芬芳,明天系国家栋梁”。听说这是你的手笔,也是港中文(深圳)对于国际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守。为什么这些理念对人才培养那么重要?

徐扬生:在谈培养人才之前,我们先要弄清楚我们想培养的是“人”,不是某一个专业的专才。你如果做人都做不清楚,你怎么能够做好工程师,做好医生,做好银行行长?学校的目的是把学生的潜能发挥出来,去从事他今后喜爱的事业,这中间当然需要专业知识,但更重要的是做人的精神,理念和原则。“结合传统与现代,融会中国与西方”是香港中文大学的传统,真正要把它做好非常不容易。因为现代的大学从历史上看是从西方过来的,中国古文里的“大学”不是指现代的大学,是指国子监那种机构。

陈文定:我相信任何一个外国的东西要在中国立住脚,一定要与中国文化相结合。来自西方“大学”的概念,怎么才能在中国站住脚呢?

徐扬生:我想也是要跟中华文化相结合起来,所以我们称之为“学贯中西”。另外,学术应该站在国际的高度,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学生开眼界、见世面,所以我们要打通国际化这条线,我们跟剑桥、加州大学伯克利等等世界一流大学建立了联盟,我们的学生可以到他们那里去交流、学习、考试,参加比赛,这样才能接触到一流的学术氛围。

陈文定:这应该就叫“古今通汇”。越往前走越不能忘记过去,一个人忘记了自己的文化、传统和历史,那是没有前途的,也走不远。

徐扬生:对自己的传统文化,如果不清楚的话,你会急功近利,你会夜郎自大,你会不负责任。所以我们培养学生,要从这个意义来看,不能仅仅从专业的意义上来培养。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为学生提供了四年的通识教育,无论你是学什么专业的,这些世界文明传统的经典是所有学生的必修内容。

“古今通汇”很重要,很多优秀的学生,清华的,北大的,读完以后到国外留学,到了他们30多岁的时候,却感到迷茫。对于欧美文化,他可能懂点儿皮毛,而中国文化也不甚了解,自己感到很空虚,内心很不充实,这就是文化缺失造成的问题。

继承传统文化还不应该只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应该包括所有的世界文明,所以我们在通识教育中都体现了这种精神。同时,我们强调了“文理融合”对培养一个情志身心健康、具有深厚的学养和向上的精神风貌也是有益的。

陈文定:其实当前深圳的高校也是理工院校居多,让人觉得有点“偏科”。学校,尤其是理工类学校,如何有针对性地开设人文素养课程,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

徐扬生:现在的文科生基本不懂理科,很多文科生是因为理科差,不是因为自己喜欢文科。同样,理科生也基本不懂文科,那更要命。

造房子的人,只顾房子不会倒下来就行,造得很难看,因为他不懂美学,所以他到最后就是个工匠,做不到高层次的建筑师。我有时候对学生说,如果你是工程师,刚到一家工程公司工作,那家公司的总裁常常也是工程师出身,他设计的工程可能与你的也差不多,甚至还不如你,那为什么他的工资可以比你多几十倍,甚至上百倍呢?他一定有一只脚站在不是工程师的基础上,也就是说他有很多一般工程师没有的东西,这些东西常常是人文的东西。

所以我们学校很注重文理融合,让我们的学生在未来的职业发展中做得好一点,全面一点。“文理融合”的另一个原因是你今天的专业也不一定是你终生的工作,这个世界在变,职业也在变,学生应该有较宽厚的学养和自学精神来适应这种变化。

徐校长亲自指导大一新生的英语俱乐部

 

中国基础教育质量不输欧美,深圳四大名校学生各有千秋

陈文定:我发现你跟很多大学的校长不一样,你跟高中生接触的特别多,跑中学是家常便饭。近两年,港中大(深圳)在全国“圈”出了80所最好的中学,你目前已经跑了48所,在跟高中生交流和接触的过程中,收获最大的是什么?

徐扬生:我为什么要跑中学呢?因为大学就像炼钢厂,中学的学生就是钢材,我要知道,优秀的钢材都在哪里。我还会对进入港中文(深圳)的学生进行学业成绩跟踪记录,这位同学在中学的表现,高考情况,哪个中学的,来大学后的成绩及家庭情况形成一套大数据系统。通过研究发现,学生在大学的成长,跟他所在的中学、所在的地区关系很大,高考成绩反而没有很大的参考作用。

中国的中学各有特色,包括深圳的“四大”名校,也各不一样。我自己调查以后发现,深圳中学的学生独立思辨能力很强,有追问和质疑的精神,非常可贵;深圳实验学校出来的学生是传统意义上的好学生,他把自己管理得十分有序,如何分配学业与娱乐,清清楚楚的,有自我约束能力,所以学生成绩一般不错;深圳外国语学校的学生心态比较开放和随和,英文程度也比较好;深圳高级中学的学生发展得比较全面,集体精神也不错,音乐体育特别优秀。当然我还是粗浅的认识,还会了解更多,因为现在在校学生还不多。

陈文定:你现在走了那么多学校,对于目前基础教育培养出来的小孩,又有哪些看法?

徐扬生:整体讲,我们国家的一流中学,完全可以跟先进国家的中学教育相比。我们与美国的情况正好相反,我们是越低的越好,越上面越有问题,中小学不错,大学问题比较多,研究生教育问题更多;美国是博士教育最好,大学第二,中小学差一点。

我们培养出来的中学生主要问题是应试教育,知识面窄,独立思辨能力差一点,同时因为是独生子女,精神层面上比较自私,社会责任感缺乏,也比较脆弱,常常缺乏理想。我知道正在进行教改,希望会好一点。

学勤书院高桌晚宴,徐扬生校长与学生们碰杯、交流

 

合作办学不容易,教学特色与质量最重要

陈文定:深圳高等教育探索境内外合作办学,港中大(深圳)应该算是先行者。但这几年,一下子有很多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在深圳落地。你认为合作办学的困难在哪里? 

徐扬生:办大学很难,引进国外及港澳的高校在深圳落地,会办成什么样的学校?我自己感觉挺难的。难在哪里呢?第一,引进外面的学校,水土到底怎么样?能不能接地气?第二,外面进来办学的人,明不明白国内的办学形式、方法?第三,国内这方是不是会尊重对方?了解对方在国内办学的目的,了解对方办学的方法、理念和原则。第四,国内社会、中学、学生是否了解认同?办学就像生小孩,生出来以后退不回去,开弓没有回头箭。不像办公司,不成功就把它关了,学校是关不了的。

陈文定:那办得差了怎么办?如果办成二流的、三流的学校,以后就很难把它搞上来,学校品牌搞坏了,非常不容易把它搞好。

徐扬生:质量是至为重要的。谁来评判质量?评判的不应该是我们。什么人有资格可以来评判?必须立个规矩,从一开始就把它想清楚。我们努力把自己的标准定得比香港中文大学要高,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最后达到这个目标。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首届毕业典礼上,徐扬生校长(左)与沈祖尧校长步入会场

 

“办大学需要社会的积极参与,而不是都扔给政府”

陈文定:在深圳高等教育跨越式发展的经验中,“高层推动”四个字频繁出现。但实际上我在去年年底的时候采访深大校长李清泉,他当时讲了一个观点:一流的大学绝不是在行政指导之下办出来的。那么作为港中文(深圳)的校长,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徐扬生:大学是一个培养人的地方,正如钱学森先生讲过,办大学应该按照培养人才的规律进行。刚才说到了高层推动,也是中国特色体现在办学过程中。政府在大学创办中,实际上起到很大的作用,是有效的。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区开始创建时,这里还属于深圳不发达地区。当时我们在很破的厂房里办公,吃午饭都没地方买,连卖盒饭的都没有。我们去问保安,你哪来的盒饭,他说他也不是买的,是自己从家带来的。后来我们跟时任龙岗区委书记杨洪说了这个事情,他为人朴实,马上就从食堂选了两个人,挑着担子,把所有的锅碗瓢盆什么的都放在里面送过来了,又把学校的房间稍微装修一下,食堂就可以开门了,先解决吃的问题。

陈文定:这件事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政府是非常有效的,政府在办学中也很重要?

徐扬生:是的,深圳市政府对我校一直很支持,这与深圳的社会风气很有关系,我非常感恩。我常常想我们这个学校如果不在深圳这样一个改革开放的地区,不知道会怎么样?

另一方面,我是主张社会多关心一下大学。比如,香港的大学每年有很大一笔经费来自社会捐助。比如说如果政府资助三四十亿的话,那么社会捐赠大概十个亿左右,占学校整体经费的1/3到1/4。引导社会参与大学管理,还包括专业的设置。香港中文大学有上百个委员会,都有社会人士和机构参与其中,各类人才培养,包括EMBA、MBA,设置专业时会吸纳社会的意见。换言之,假如某大学的某专业,毕业的学生找不到工作,这是谁的责任?学校有责任,社会也有责任。香港中文大学开设专业时,委员会里的行业代表会发表意见,企业需不需要这一类的人才?办大学需要社会的积极参与,而不是都扔给政府。

思廷书院高桌晚宴,晚宴要求同学们正装出席,图为徐扬生校长为同学整理领带

 

交叉学科、新兴学科人才炙手可热,深圳急需国际化人才

陈文定: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未来的发展,你也提到过,人工智能、大数据、生命科学,都是非常热的概念。而社会还是缺乏这方面的人才,你认为高校的人才培养应该如何跟社会发展的需求结合起来呢?

徐扬生:人类社会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随着智能科学,数据科学和网络技术的发展,社会的职业和分工都会发生巨大变化,这导致了对未来人才需求的变化。

我们需要培养交叉学科的人才。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法律方面的人才,社会急需了解通讯、信息和医学方面有关的法律人才。这种对两个领域都了解的人才目前很难找。又比如说现在办了很多医院,招聘医院院长,你说院长应该是学医的,还是学管理的?现在做风投的金融公司,大量的工作是考察公司项目,这些专业能力又是跟理工科有关,可是搞风投的大多数是学经济的。这就是人才需求的一个方向,所以我们在学科设置上注重于新型交叉学科。也可以说是跨界,包括文理跨界,经管与理工的跨界,以后还会有法律与金融跨界,生命科学与社会学跨界等等。

社会急需国际化的人才。我们在学生的培养中有十分重要的一条,就是国际化。国际化人才并不只是懂英文,更需要你明白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和运作,所以我们要让我们的学生,有机会在国外的著名大学,亲身感受它的氛围。

我们需要培养综合性的管理人才。综合性是指什么?举一个例子,我们今后会开一个专业——城市学。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实质上是农村如何城市化的过程。但是,怎样实现城市化?它需要解决一系列的问题,不仅是规划的问题,还有城市的人口问题、城市的社会问题、城市的教育问题,这些问题,都需要把城市作为一盘棋来全盘考虑。这样的学科是综合性的,也要具备很多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素养。

我记得《人民日报》上登过一篇文章,讲钱学森先生的遗言,提倡培养创新型人才,他尤其举例他在加州理工学院工作时的情况,钱先生认为大学应该把创新的学风弥漫整个校园。我十分赞同,“创新型人才”是我国在今后发展中较为重要的方面,而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应该注重独立思辨能力的培养,要注重学生想象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这些我们都在学科规划和课程设置中有所体现。

徐校长带领学生耕田

一定要看到希望

陈文定:我了解到,你带着50多名学生去耕田,这些孩子几乎都是第一次下地干农活和感受务农的苦乐吧。你在多个场合,包括你的文章中都提过,你曾经做过农民。当时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对你后来的人生转变有没有影响?

徐扬生:这个影响非常大,我为什么喜欢把我的学生带到农村,就是因为我到农村去了以后,自己的世界观改变很大。我是城里长大的小孩,下乡时真的是什么也不懂,自己生活还不会料理。

经历了很多甘苦,最后融入了农民群体,他们非常喜欢我,我也很喜欢他们。所以我讲,这辈子两个群体的人我是不会忽略他们的,一个是农民,你别看他们没文化,没知识,他们很明白,谁对他们好,他们清清楚楚。第二是学生,你不要小看学生,学生来反映问题,哪个教授、哪个课程有哪些问题,学校发生了什么事情,一般来说是有根据的。

徐校长与学生们一起种菜

 

农村经历受益终身

陈文定:做过农活的人,会变得实干、接地气。

徐扬生:是的,我下乡之后,学会了做饭、做家务,后来我到美国读书,也自己做饭。即便做研究项目,我的很多研究项目,因为喜欢自己动手,因此常常做得快一点,好一点,实用一点。材料到了,人家要等工程师到位再开始,用三个月到半年的时间完成。我不等,自己拆掉器材的包装,自己调试,自己加工,实践能力非常强,这样速度当然就快了。

所以,在农村生活的经历,对我一辈子都是有益的。当然,那是我最苦的一段经历,95%是精神上的苦,胃病啊,生冻疮啊,被蛇咬,这都不是事儿,主要来自精神痛苦,因为那时看不到希望。所以我跟同学们讲,希望是很重要的,一定要看到希望。

徐扬生,出生于浙江绍兴,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的机器人与智能控制专家。1997年起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担任机械与自动化工程学系系主任至2004年,2011年开始担任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2013年年8月获聘为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首任校长,任期4年。